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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6页）

我早已矢志牺牲，

本用不着再事夷由，

但一边是妻子五人，

一边是友人十九。

万事是永远不能两全，

我只愿和我妻儿再见一面，

可怜他们孤单的羁旅，

和我的相别已经将近一年。

我希望他们离开了羊城，

在目前并已经到了上海，

到友人陷入网罗的地方，

我要冒万险而不迟滞。

九

辛焕文同志是九号往上海的。去了之后，十号不见回来，十一号也不见回来，竟连什么消息也没有。大约是连他也被逮捕去了吧？

我的心已经决定了，我想去见蒋介石或者白崇禧。我想，我是他们所指的主要人犯，我去见了他们，让他们惩办我；我是可以把那十九位同志救出来的。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无论从革命的利益上，或从个人的道德上说，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别无多大能力，能力也已经是固定了的人。正是我应该死的时候，我不能够顾全我自己而牺牲十九个年少有为、正有无限的将来的勇敢的同志。

我的心已经决定了，任凭蒋介石、白崇禧把我去怎样处治，我总要去救那十九位友人。十一号的中午时分我把电报都拟好了，准备打给蒋介石。

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先生大鉴：沫若现在苏州，阅报见上海总政治部已被查封，并拘捕同志十九人，不胜愕异。一切责任由沫若个人负担，不日即将踵赴行辕或前敌总指挥部自首，听受处分。惟彼十九位同志皆年少有为，缧绁非其罪；应请速电前方，迅予释放为望。沫若叩。

这是在文字上我称老蒋为“先生”的最后一次。现在想起来真不免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实在逼得无法可想了。我记得好像就在那一天，还写过一封信给我们“革命的大姐”蔡畅同志，报告我的行踪，并报告富春同志已到上海的消息。我怕武汉的同志们不知道我的下落，替我担心，但我又不能公开地通信，我写给蔡畅的信上，“沫”字是写成“妹”字的，于是“土豪劣绅”一变而为“母豪劣坤”了。打倒土豪劣绅而不打倒母豪劣坤，未免太不平等，谓天尊地卑，母豪之不足打倒乎？我如果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人，我就要起来抗议。因为有许多反革命的人，或者反革命的事实，多是由于母太豪而坤太劣了的呀。妇女解放协会应该提出一个口号是“打倒母豪劣坤”。

我们政治大部所制的妇女解放协会的调查表格上有一栏是“男会员若干人”。有的人很不了解，以为怎么妇女协会中会钻出“男会员”来？他以为我们政治部里面的人太糊涂了。其实这真正是想得周密呢。像我们这些男子，在逃难的时候，摇身一变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女人。而她们有些女同志，剪了头发，穿上军服，走起一摇一摆的堂皇大步的时候，哪个又晓得那是雄乌还是雌乌呢？革命是客观的。所以我们政治大部的人才制出了这样客观的革命表格——不过这种表格我还没有拜观，是林熙盛同志告诉我的，我相信总不会是没有的吧。没有的时候，是我们政治大部减少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还是来写些正面的文章吧。

我给蒋的电报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我总想等辛焕文同志回来。我的遗言都写好了。我身无长物，只有两部可以抽版税的书，每年可以抽得二三百块钱的样子。这是我的给我的夫人的唯一的遗产。我的夫人是要嫁人的时候，只要真正能够爱她的人，就是日本人也可以。还有我的三个男孩子中，总政治部的铁罗尼顾问想要一个，只要我的夫人同意，可以听凭他选择一个，那是一定可以养育成一个好人的。——铁罗尼顾问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位同志。他要我的儿子这是正月尾间的事了。他的夫人有孕，是去年五月快要分娩的时候回俄国去的。他那时对我说：他要我的儿子去，送回俄国去受教育，第一步使他成为童子团，第二步使他成为西歪，第三步使他成为西比，在职业上是要使他成为一个极好的工程师。他说：他的夫人假使产的是女儿，就把来配给我的儿子。那样一来，我们的孩子就是国际人了。因为他是高加索人，他的夫人是俄罗斯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夫人是日本人。铁顾问是一位富于幻想、富于文学趣味的实行家，他的幻想真比我还要超脱。可是他的夫人所产的是男公子，而我的孩子们最近还不知道下落如何呢。

我索性在城内的玄妙观、城外的留园、西园去畅游了一遍，在久华楼上就跟“吃衣禄”的一样大吃了一场。第一次才尝试了江南的莼菜的风味。傍晚的时候回到寓处，辛焕文同志却已经在房中坐着了。——“哦，你回来了吗？民治和文彬怎么样了？”

——“他们一个都没有捉着，你放心，民治有封信给你。”啊，我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怎么会没有捉住呢？捉着的是些什么人呢？”

——“民治同文彬都出去做工作去了，因为六号那天是工人纠察队授旗。”

——“查封的时候情形是怎样？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才查封了的？”

——“民治到了上海，在五号召集了一次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通电拥护中央，写信质问老蒋，并群往总司令部请愿，要老蒋表明态度，被老蒋痛骂了一场。六号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候，白崇禧的卫队便去查封总政治部，简直就跟强盗一样，把什么东西都抢干净了。他们捉着一位女同志，开始就在她手指上找戒指，又把她的两手向上一勒，勒到她的上膊，是想在她的手上找出金镯子来的。他们的确是捉去了十九个人，除了几个真正是本部职员之外，有些还是外来的客人。现在他们络络续续都释放了，还剩下八个人，只要有相当的保人便可以保出来的。他们所要的是民治。卫队在政治部楼上捉人的时候，指名要李秘书；捉到龙华去的时候，潘宜之首先便来查人，问李秘书捉住没有。所以他所说的‘主要犯人在逃’，是指的民治呢。”

——“都躲起来了。”

——“北火车站检查得厉害不厉害？”

——“检查是检查的，有兵在车站上把守，不过我穿的是军服，他们没有检查我。我一去就会着文先生，便把民治找着了。本来昨天就想回来的，因为没有火车所以才等到今天。”

——“你今天假如不回来，我几乎跑到南京去了呢。啊，真正是侥幸！”

我贪着和焕文讲话，民治的信都忘记了看。看了，也没有写什么，只是叫我不要坐火车去，最好是坐小火轮从苏州河到上海。啊，现在我还怕什么呢？就是走路到上海，也不过仅仅两百多里的路呀。

一〇

真正是像遭了大赦的一样。十二、十三两天都没有车，也没有船，我们仍然留在苏州。我的创作欲公然发动起来了。我那时就想写一篇小说，叫着《未完成的悲剧》，想把这场滑稽的悲剧写出来，不消说这场“悲剧”永远没有完成。

我自从去年三月到广东去后，便决心想和文学断缘，一年以来我实在也没有写过什么文学作品。有许多朋友骂我，说我作了官便不作文章了。其实官之于我何有哉？我一直到现在并不觉得我是做了官，只是不知道是怎的，文章总是没有兴会做。自出发以来，传单、标语、宣传大纲、政治报告，虽然做得不少，——这是我们邓大主任所说的“新艺术之创造”，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创作欲的发动可以说是只有两回，一回是这“未完成的悲剧”，还有一回是“烧了相片”。这相片是一位女同志送给我的，那是二月初间的事，我因为有一天晚上想起我的夫人来，我又把它烧了。就只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也没有写出来。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我为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哪里会浪漫得起来。

——“我在车上还遇见一位很好的女子呢！”辛焕文同志突然得意地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