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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7页）

——“吓！你还有那样的艳福吗？”

——“我一上车便遇着她。起初我和她的哥讲话，还有一位是她的未婚夫，她很留意我。我和她的坐位之间本来有一个空位的，她的未婚夫，这是她告诉我的，要来坐，她没有让他坐。她自己坐来挨近我，让她的未婚夫坐在她的旁边去了。我从上海和她一直谈到苏州，她是在上海读书的，社会上的事情不十分清楚，我向她尽力地宣传，她也很能接受的光景。”

——“吓吓，做政治工作的人，做妇女运动是拿手好戏啦。”

——“不过，可惜她问我的姓名，我不敢认真告诉她，我依然说我是‘文焕星’，是总司令部秘书，恐怕她会有信写到南京去吧！她还削过一个苹果给我吃。”

——“问是问了，我没有记得清楚。”

——“糟糕，你这简直是一场春梦了。”

一团和气的焕文同志把身子扭了一下，又微微叹息了一下，但我相信，他的宣传一定拉了一位女同志上了革命战线的。

近来皮带的作用很大；有许多女同志因为恋爱皮带的关系，竟也革起命来。还有许多男同志，因为吃醋的关系，竟也背起皮带来。皮带啊！皮带啊！汝之为用大矣哉！愿天下有情人都背皮带！

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投机少年，跨党分子。”——这是蒋介石给我们政工人员下的八个字的批语，不消说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说我们“投机”，但投的是革命机，并没有投你蒋家机。说我们跨党，那真是不胜光荣之至了。现在“跨党”二字差不多成了“革命”的代名。只要是革命的，便是跨党的。蒋介石是在骂倒我们，其实是在恭维我们。

明明是屠杀农工，他偏也要打着农工政策的幌子。明明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说不是，“我是做的马儿”。明明欢迎孙传芳、张宗昌的代表，极力向他们求和，他说不是，“是他们来投降我的”。明明在南京、上海、闽、浙、广东一带惨杀了无数的勇敢的同志，他在南京偏要发出一个通令，令海内外各级党部追悼此次死难的路友于等十数位先烈。明明“是一切权力属于蒋”，他偏也要说“护党，护党，护党”。偷了人，还要想建贞节牌坊，蒋介石哟，你真好不知羞耻！你的膏药已经卖得有点程度了，你自杀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吗？

“惟大英雄能本色”，有许多人都说蒋介石是“英雄”，其实他哪里有半点的英雄资格！不消说他是想当一个英雄，然而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狗”，刚刚是成了一条帝国主义者的跛脚的走狗。

狗，也自有狗的厉害。我们骂一个坏人就说他是狼心狗肺。蒋介石的心，蒋介石的肺，的确是人所不能具有的。他的残忍，他的恶毒，不仅是一条狗，简直是一条疯狗了。他十二号，骗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十三号大规模地屠杀闸北市民，我们是十四号才到上海。

十四号那一天在三等车的车厢外站了好几个钟头，一直站到上海。上海的北火车站上的确是有许多兵士在巡查着，但他们一点都没有注意我，我虽然悬心吊胆地，但也泰然自若地摆起土豪的架子走出车站。白色的恐怖正是达到**的时候，闸北的市面真是惨淡。在市面上走的人每行一步都好像提防着要触地雷的一样。租界的戒备不消说是非常谨严，重重叠叠的铁线网把重要的通道都堵塞着了，洋丘八在铁线网内巡逻，土丘八在铁线网外巡逻。人类这东西真是莫名其妙，他们时时在拘捕敌人，把来投进铁牢里，但他们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筑就一座铁牢，却是洋洋得意地不可一世。达观一点说：上海就像一座大鸟笼，关着一群鸟洋鬼子。不过这一群鸟，它们所吃的东西却是我们的人肉罢了。

我在惊惊惶惶的人群中好容易才走进了租界。我是和辛焕文同志约好了的，我到北四川路的一家书店里去等候他们。这家书店的主人和我很要好，其主要的原因不消说是因为我的“帝国主义者”的关系。自从我去年出发以后，只要一有便人到广东，书店主人是要送些礼物或者儿童画报之类给我家里人的。我很感谢他。

我一走进书店，老板看见我，把他两只眼睛都睁圆了。他是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的。他赶快把我引到背僻的地方坐着，向我说了一些上海的情形和日本人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也毫无隐讳地把我的态度对他说了。

回头他的夫人回来了。她又引我上楼去坐，十分殷勤地款待着我。她晓得我是吸烟的，她赶快亲自买了一筒“司令牌”来。她听说我早饭、午饭都没有吃，便赶快又叫了些日本料理来。她和我的夫人是在彼此通信的，久不得消息了，她也很在关心。她说我比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强壮多了。店主人是要在楼下坐店的，招待我的责任就由她一手承担，倒使我心里非常地难受。我感受着一种谢意的浓重的压迫。每逢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的时候，他一定要跑上楼来告诉我。她知道我的听觉不敏，总是要把她的嘴挨近我的耳边递话：

——“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了，一定有认识你的人在里面，你暂时不要下去。”

像这样很细密的对于我的关心，我真是感觉得她就跟我的姐姐一样。

但我这人也很奇怪，我愈受着别人的优待，便愈觉得不安。不怕他们那洁净的楼房，整列许多书橱的楼房，对于我是十分的安全，但我总想能够离开得愈快就愈好。

民治走上楼来了。相隔仅一月，差不多到了不认识的程度。面色很黄黑、很清瘦，一眼看去就是饱经了忧患的神情。他一上楼来就叫我：

——“走，走，车在外边等。这里可以‘派司’吗？”

——“不要紧的。”

我说着把正在读着的一本《西洋社会运动史》放还原地，便随着民治下楼，向主人夫妇告别。他们苦口留着我，怕我出外危险，劝我就在他们的楼房里居住，我辞谢了。主妇跑上楼去，把刚好抽了一支的“司令牌”拿下楼来。她说：“我们家里不吃烟，请你带去吃吧。”我没有接受。她的丈夫去包书去了，因为我买了两本书。他把书包好来递给我，看见桌上的烟，也说：

——“你把烟送给高先生吧。”

他的夫人说：“我送给他，他不要呢。”——隐隐含着一种埋怨的意味。

我心里觉得很对不住；烟是她亲自替我买的，送给我我又不受。但我要受时，我实在受不住这重重的谢念的压迫，所以我也只好忍着心不受。

——“不危险吗？你要当心些呢。”

他们一直把我送上了汽车。汽车上坐着文彬与焕文，大家的欢愉充分地表示在握手的强度里，眼光的明发里。文彬正想说话，民治把手一捏，把嘴一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了。

十里洋场，一街都是洋丘八，轰隆隆地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来，轰隆隆地又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去。乘马的、乘阿托拜的、乘摩托的、走路的、站岗的，步枪上都上着刺刀，不知究竟在戒备些什么。天气尽管是十分晴明，市面尽管是十分的繁盛，但总横溢着一种十分严重的惨淡的空气。所谓“白色的恐怖”，人到这儿，就是瞎子也可以感觉得到的。惨白的上海哟！我们同志们的血总有一刻要把你染红的时候。

乘着汽车由北四川路一直跑到静安寺路的尽头处。民治们是住在一处弄堂里面的，他的小毛我也看见了。他们是去年九月在汉口成就了革命的恋爱的。“天撒下自由种，佇看将来爆发时。”——这是民治爱写的两句诗。小毛妹妹的肚腹随着革命的潮流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民治所撒下的自由种，看看要达到爆发的时候了。

想起来不免令人好笑。我们初见小毛，就在去年九月，那时候合林在组织秘密侦探队，要一位女同志帮忙，有人就介绍小毛。小毛是才从襄阳来的，有一天晚上，合林引她到南洋大楼——那时候政治部是设在南洋大楼，我才第一次看见她。她戴着一付药片眼镜，穿的是竹布短衫、青绸的裙子，头发不消说是没有剪的。那时候的小毛，全身都是封建制度。最有趣味的是她那付药片眼镜，我们称之为“保险镜子”。

合林是惯爱替人做月下老人的，他遇着小毛，便想把她和民治拉拢。我们便极力地向民治鼓吹，说小毛如何庄重，如何小巧，如何美貌，如何伶俐，不消说把民治也打动了。殷勤的合林特别在一天晚上约他们在广州酒家吃饭，我也在那儿奉陪。民治和小毛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不肯说话，就跟敌对着的两个壁垒一样。我们是做政治工作的人，就拚命地鼓吹，拚命地在旁边替民治出力，总想鼓动着民治赶快上前去冲锋陷阵，然而民治总一句话也不说。民治的不说话是他的特性，他在无声无息里面把一切的事情都干好了。所谓“斗鸡不叫”者是也。那时候武昌正在围城，武昌城围了四十天才攻下来，比武昌城还要坚固的封建时代的女儿城，被我们沉勇的民治还没有攻上四天便老早攻下了。

武昌攻下后，一城的“新艺术”便“诞生”了出来，完全成了革命化的武昌，而我们小毛身上的封建制度也了无孑遗了。她的药片眼镜老早送给了我，因为有了保险的人，用不着再用镜子来保险了。剪了的短发加上了烙铁，竹布的短衫变成了红色的旗袍，青绸的裙子变成了鲜艳入时长齐脚跟的肩褂，添花的丝袜、黑漆平跟透花的尖皮鞋、糅皮的手套、漆皮的长方手提包，小毛的一身整个儿起了一次社会革命。不过这一次的革命是由封建制度到资本制度的革命。然而资本制度刚好才开始，而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并且等不到资本制度的完全成熟，而第二次的社会革命看看便要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