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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夔门1913（第4页）

走出了正阳门，进了一家在大栅栏附近的电影馆。馆子是旧式的戏园，一张白布张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杂乱地坐满了无数的观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条在楼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会卖戏单的人走来了，周围的人都争着在买，京官没有动。卖戏单的竟抽了一张来递给他。

——“戏单，买么？两个铜子儿。”

——“咱们用不着啦，咱们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说，“是懂英文的啦。”

嗳呀！这样一句话弄得我顿时不安起来，原来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带去做翻译的。真是要命，一个才从四川那样偏僻的省份出来的中学毕业生，读嘉本图的《欧洲游记》那样浅显的书都须得死抱着字典，那里会有本领充当英文的通译呢？诗的感兴、月光的陶醉、看电影的愉乐，不用说都通通被骇跑了。我就好像毫无准备地坐在讲堂上要受试验的一样。或者说得要更贴切一点，就好像一个罪人坐在法官面前听候宣判。

戏园里灭了灯了。毫不容情的电影机劈头在银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国字，而那外国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来更多生了一些角，不仅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一个个的字母都像是初次会面。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啦？”京官质问起来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说认不得，只说收得太快，没看清楚。委实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内行，他说前几面的字幕都是戏名和演员的名字，是不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戏中插的字幕，那是帮着戏情的说明。开首的几张字幕过后，戏影来了，好像是那一国的皇帝出殡的光景，银幕上现着送葬的行列，有无数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来了，而且很长，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连字母都还没看清楚的时候，一晃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京官的发问。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该怎样的回答，银幕上现出的又是一些轻气球队，接连着两三片好像是在举行阅兵式。一晃，又是很长的字幕。

（我的妈，实在连字母都认不准确。在中学堂里学了四五年的英文，妈的，怎这样不济事呢？）硬着喉咙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银幕又变成了非洲的热带地方，许多黑人**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鸭嘴还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两个大圆盘。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现了。

——“这回可看清楚了吗？”京官的问话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讥嘲。

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迁延，回避，已经是没中用了，“偶尔该有一两幕可以认得的罢”——那样的机会主义也达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时候了。但自己又有几分不甘心，只好没有十分把握地游移着说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诧异地说，他以后便没有再问了。

照现在推想起来，那些片子大约是德国的或者俄国的所谓“消息片”，是报道着当时的重要的世界新闻的，所以各张片子毫无连络，而字幕的说明也不是英文。但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你怎么能够使京官相信呢？在当时，京官苦了我，我也苦了京官，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怀着满腔的希望，以为我将来会成为陆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为曾纪泽，然而谁知道第一次来试验我的英文程度，就这样落了第？京官可能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学过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懂，也当认得一半或者几成。然而却和他一样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不认识便坦白地说不认识，或者京官也能原谅，但我始终是游移，推诿，最后是并无把握地回答说“不是英文”。——“这孩子真是虚矫得有点程度啦！”京官的心里不会在这样的作想吗？

——“咱们回去罢，”银幕上的消息片接着还放了几则，但还没有放完的时候，京官突然地这样说，“今天演的片子，毫没味儿。”

我受着了无言的判决，跟着我们的法官回到了吹帚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实在想哭。这一次的试验比天津的“拓都与么匿”还要来得绝望。天津失败了有逃到北京来的出路，这一次的失败简直是无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连从京官的寓里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没有钱。

——（我为什么要跑到北京来呢？不要那样地高傲，降心相从地住在天津的学校里岂不甚好？弄到现在来毫无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终竟是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厅，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在晚间总免不得要见面，能够把这晚间避过便是绝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间来便借口头痛，受了煤气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四　世间最难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刚好把饭吃完，我又准备着要向中华门附近去逃难的时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毡高领的大斗篷突然回来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惊的，与其是我，宁是我的大哥。大哥离开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曾经考上天津军医并逃到了北京来。他穿的依然还是和服，待他在寝室里把行装解了，我才详细地把近况报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丢掉军医学校为然，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长我十四岁，在我未有记忆时已经进了学，榜名叫开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号叫成五。但他这号却经过了两次的奥伏赫变。第一次是在科举停止的一年。在最后一次的秋闱不第，大哥考上了当时在成都新成立的东文学堂，学满一年便要由省费送往日本留学。当时的国是，是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于是大哥的号便由成五变而为崇武。近年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罢，不知几时崇武又变而为橙坞了。他由东文毕业之后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学的并不是军事而是法制经济。盛清逊国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个法科举人，在司法部做过一向小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后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绅班法政的两个学堂里担任过教授。革命以后做过几个月的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来交通改局，他便进了打箭炉。不久便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名义驻扎北京。但他可以说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游历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时候，我还是中学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学毕业后进法政学堂，将来可以作为他的帮手。但我违反了他的意旨。我说我厌恶学习法政，而且厌恶学习法政的人，在中学毕业后便进了成都的高等学堂。在当时维新变法的过渡期间，大家秉着“学优则仕”的古信条，学习法政，是成为了风尚的。辛亥革命以后因宦海中起了新陈代谢的宏波，于是法政风更成为了狂风。在民国元二年间，单以四川的成都一个省城而论，私立法政学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学乃至祖孙同学的佳话都时有所闻，在当时大有“法政不死，大乱不止”的神气。

大哥是宽宏大量的人，我比他虽然要小十四岁，但他从不曾严厉地责备过我一次。我在前虽然违抗了他的意旨拒绝学习法政，而且毫无忌惮地说厌恶学习法政的人，他也毫不介意。这次我由四川出来，中途把天津的军医学校抛弃了，在我的私心以为大哥是一定赞成我的，他一定会和我们的居停主人同乡京官一样，即使不说出口来，也要暗暗地赞许我的志趣远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满不以为然。

他的声音并不严厉，态度也依然是和缓，但仅此已经是对于我的一个棒喝，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我实在是太孟浪了。我毫无把握地干出了这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来。但大哥在说了那几句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看见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铺去，花了五十几块钱替我买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当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觉着温暖的。当天他在外面访问了好些旧友，晚上很迟地才回了寓，看他的态度是很不得意。

当然是没有得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