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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夔门1913（第5页）

大哥所代表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后要进京面陈方略，他的开路先锋的两排卫队在九十月间已和我们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头，经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个公电给四川的同乡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份发挥得真是十足。那电文是“昌衡此次晋京，欲学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乡亲友，一概免见。”这样一个电，把同乡中的大小京官弄得众口哗然，没有一个不骂声“昌衡这小子猖狂”。同乡京官中有施某和顾某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而为尹昌衡所杀的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又是袁世凯的“商山四皓”之一，于是乎土皇帝一晋京便被京皇帝软禁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哥的处境不用说是很困难的。

寝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杨妃椅，自从大哥回京以后，我的寝具便移在杨妃椅上去了。椅和炕之间相隔不过三尺，靠着东手的壁次有一个茶几，上面点着一盏洋油灯。

有一天晚上，大哥坐在炕上很沉闷，我坐在杨妃椅上也找不出话来说。大哥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他突然对我说：

——“我今天替你把学校的情形打听了一下，年假中各处都不招生。听说只有法政学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你又不愿学。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

这些消息我本来早就打听到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觉得除学法政而外，没有什么专长，早已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不好说出口来。

大哥看我没有回话，他又接着说：

——“学法政也真是没有着落，天下大乱实在是病在于学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学军医，怎样呢？学校方面没法挽回吗？”

——“假使早得两个礼拜或者还有办法，听说已经挂了我的斥退牌。”我这样说本是照着事实回答的，但好像把责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真的，我该早回来几个礼拜。……照着目前的形势看来，恐怕我们兄弟两人在这儿的生活都很难维特。”

——“回四川去又做什么呢？”

——“我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

大哥没有置可否，停了一会只说了一旬：“等到明年开春，看看情形再说罢。”

我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象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验过的。

自从大哥回京之后，京官寓里的客日渐加多了，尤其在礼拜日，每每有唱双台的时候。因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国会议员。自从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实行“苦推打”，把国会解散了以后，那些国会议员无事可做，似乎是把访问这件事作为了消磨时间的专业。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选出的议员来访问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谈了一番国政之后，听说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学堂，便难兄难弟地称赞起来。接着又说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华学校的中学部，将来是要留学美国的，真真是他们一县的“空前绝后”的人材。大哥隔着布帘听见，悯笑了一下，低声地说：“空前有之，绝后则未也。”但我却愈见地难过，觉得我这个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长争气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这个日期我是没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张次瑜，来访问他来了。适逢京官有客，我们便退在寝室里谈话。

次瑜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大哥的东文同学，后来同留学东京，同在成都任教职，革命后曾任四川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他在成都时就是认得我的，一看见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了他，最后是说到没有出路，不知道该怎样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学呢？能够的时候我可以帮忙送去啦。”

国会被解散以后，所有旧国会议员每人是照原薪支给三个月，发遣回籍的。张领到了这三个月薪金，便决心往日本去游历，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观望一下中国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号便要动身，特别走来向大哥辞行。

——“我也想到这层，”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没有收入的人。”

——“日本留学不还有官费吗？考上了官费不是就不要你供给了吗？”

——“官费是诚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东京的一高、高师、高工，和千叶的医专，但都很难考的。而且高师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叶是六月，连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学费我现在的力量都供给不起。”

大哥听了这一番话，好象深深地受了感动，他回头来问我：“怎么样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领，能够费半年工夫考上官费学校，半年的学费我是可以维持的。怎么样呢？有把握没有呢？”

大哥问着我，但我实在回答不出来。日本我没有去过，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费学校，我自己实在不能保险。如果据我五哥的先例看来，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五哥由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后因不善军事要改学科学，但住了两年终竟没有考上官费学校便回国来了。五哥费了两年没有成功，要限我半年，我怎么能够说得出一句有把握的话呢？

——“怎么样呢？有把握吗？”大哥接着又问我，但他看见我迟疑着不能回答，最后是他放下了决心：“我看，你去罢，先去住半年来再看。半年之内能够考上官费自然好，如不能够，或许到那时我已经有了职务了。我就决定你去，没有游移。”

就这样我的大哥便决定了让我到日本去留学。今晚说好，明晚就得动身。当时大哥手里没有现钱，他只有几只由打箭炉带出来的金条子。他当晚同张次瑜讲好，要把一只金条给我，让我拿到日本去换成钱。因为日本的金价要比中国贵些。沿途的车费和到日本后的短期间的费用，希望由张暂时垫借，到日本把金条换成钱之后。由我偿还。次瑜不用说是完全答应了。我自己就好象突然由一十八层的地狱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顿时勃勃了起来。

次瑜的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车站，停不一会次瑜也到了。东站是很宏敞的，因为买票和种种手续还要费些时间，和我十分惜别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厂里处处巡走。

——“你真好，”他很羡慕地说，“你有那样好的一个大哥。我自己的大哥总是时常苛刻我，没有把我当成兄弟看待。”

——“其实你的大哥也很关心你，不过性情稍微严格得一些。”我这样安慰他。

——“那里，他是恨我监视着他，不能够自由罢了。”他依然是颇有偏见地作这样的揣测。“你想去万牲园，可惜我也没有把你引去。那儿看门的两位长人，恐怕你没有看到的机会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呵，你们跑到啥地方去来？车快开了，赶快！”大哥喘着气说。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头路时，又责骂起他的兄弟来，“你真是不识世务！险些儿误了别人的大事。”

其实时间并没有那样地迫促，上了车后，隔了十分钟光景又才开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