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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夔门1913（第3页）

——“请你临机应变地替我帮一下忙，我们随后时常通信啦。”

就这样拜托了熊君，把天津那个“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后去了。

在北京的正阳门车站下车，有从四川跟着大哥一道进京的跟人来迎接着我。我才知道大哥并不在北京。他是在夏天往日本、朝鲜等地漫游去了，一直还没有回来。同时那跟人又给了我一个注意，说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时，定要叫我就在车站上更换一下。那时我是照着我们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蓝色的华丝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鸡血红的银绸夹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质的大襟马褂。他对我说：北京人穿衣，穿棉袍就敞穿棉袍，穿夹衫就敞穿夹衫，夹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伧”。听了他的话向周围看时，的确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自己顿时便感觉着了所谓“寒伧”的意义了。照着他的劝说，在车站上真个把穿法改换了一番，然而“寒伧”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约是因为冷的原故罢，衣袖之长几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马褂又都是对襟，我的大襟马褂，短袖长袍，是怎么也没法改换过来的。忽尔间才觉悟到在天津看戏时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剧之所以失败的来由。

我被引到的是住在吹帚胡同的一位同乡京官的寓所。京官是同县的举人，也是在日本留过几个月学的，在做着高等审判厅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就寄寓在他那儿，是在正院外的一座南屋子里面。一列三间，正中是客堂，左边是内客厅，由花格门与一道折腰红布帘，和客堂隔着。右侧是书房，京官的一位在法政学堂里念书的兄弟住在那里。进了内客厅看见在靠墙的一张木炕上陈着大哥所留下的寝具。那儿暂时便成为我的下榻处了。

在吃中饭的时候，京官回来了，京官的兄弟也回来了。京官还不上四十岁，身体颇高长，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与他哥哥成一个对照，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的光景，身材削小，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尖削而枯黄的脸上冒着一脸的烧疮，有显明的雪花膏的痕迹。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冷静态度中也含着淡淡的一丝暖意欢迎着我。他听我说不愿意进军医学校，他是极端赞成的。他说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学军医是没有什么“发变”的。他听到“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尤其认为胡闹。

我得到了京官的赞许，自然更把决心坚定下来了，决计住在北京等待着大哥的回来。虽然在不两天之后，熊大中由天津来信，说复试已经揭晓，各省的人没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几位还很高列；又说学校限我三天之内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挂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学毕业文凭，并追还旅费。但我已经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记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

三　北京城头的月

在京官寓里住着，不知不觉便过了三四个礼拜，大哥依然没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积雪一样一天一天地浓厚了起来。

京官一早便要去审判厅，在中饭时回来一次，午后要到晚上才能回来。他的饭食是在内院里用的。在法政学堂的预科的京官兄弟也是一早要出去上学，虽然中饭和晚饭是陪着我在外院里用，但在午后放学回来之后，他大抵是出外访友或玩耍去了，在家里的机会很少。

礼拜日，京官是要叙他的天伦的，京官的兄弟却爱去照顾所喜欢的落子。我时时要求他把我引去看看万牲园、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的废迹，又或者如天坛、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总说：“天气冷，没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开春去。”因此我虽然到过一次北京，而且滞留得也相当久，除开由吹帚胡同走出正阳门、由正阳门走回吹帚胡同之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栅栏附近的茶园里去饮茶，落子也跟着去听过一两次，但在去过一两次之后，觉得百无聊赖，因此就在礼拜日也多是一个人留在寓里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并不松懈。正在春情发动期中的他的兄弟，脸上多有烧疮，因此便爱用雪花膏来掩饰。一天洗三四次脸，总要涂抹三四次雪花膏。又因为爱吸纸烟，他左手的中食两指总是染得焦黄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惯他，不论什么时候，见着了他总是要骂：

——“一个脸就像个奸臣，一双手爪就像屎橛头，老三，你要这样干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但是这样的骂却什么效果也没有，京官愈骂，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识地和他反抗。脸上的雪花膏愈见厚，手上的烟垢愈见浓。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学的。他时常对我辩解。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强不得。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气候干燥，不涂雪花膏脸皮要皴，不吸香烟不能够润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烟子当成着水蒸气的。

老三在背地里也爱骂他的哥哥，他要骂他官派十足，并不高明地总要撇一口京腔。——其实到京才两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约是自信比他的哥哥更加高明。他骂他一妻一妾，时常不和睦，连妻妾都管理不了，满有本领来骂自己的兄弟。这些话，他几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说一两次，我是不好作左右袒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对于京官的敬意，我说他为人严正而有操持，别人都在花天酒地八大胡同里醉生梦死，而他没有那样的恶习。但就是这样的话，老三都要采取否定的态度。

——“哼，严正！一个有小老婆的人会严正？他是因为有我和大嫂的监管，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为不能够放肆，所以他总是在我头上出气。”

京官对于他的严格被解释成为了性欲不能满足的报复。这样的精神分析怕有点冤枉罢。

老三是最重视英文的，他的预科科目中有好几点钟的英文，他说只有这门功课有趣，而且有用，将来无论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国人办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读的课本有一种是嘉本图的《欧洲游记》（ter《Eu-rope》），在他没有那门功课的一天，我在家里替他查字典，把生字用铅笔来注在书的旁边。这层是使他对我生出友谊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问过我：

——“你们在中学堂里学外国文自然好，但要学什么几何、代数，声、光、电、化，那有什么用处？一位木匠师傅并不懂几何，一位糟房老板并不懂化学，而你们懂得的也只有那么一回事，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委实是把我问穷了，我们在中学堂里学习的初步的课程，其实只是科学的一点“人之初”，那里就会懂得它的应用上来？然而在低级的生产与高级的技术联接不上来的社会里，就到现在也还有好些从外国学回来了的专门学者，在苦于“所学非所用”与“所用非所学”。二十几年前的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那里窥察得透学与用之间的关系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并不亚于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间每到书房里来，看见我们在查英文字典，他总爱说：“你们的时代比我们好，我们要学洋文，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在高兴时也偶尔要谈谈他做法官的经验。据他自己说来，他所经手过的离奇案件，如果写出来，是可以抵得过一部《福尔摩斯》的。他所讲过的案情有些的确离奇，但我通通忘了。我只记得一件不甚离奇的小小悲剧。

他说，还是他在地方审判厅任事的时候，有一次审理过一件盗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别人东西。法庭判决了他三个月的有期徒刑。那时候是在十月，犯人听了宣判，把手指屈起来数了一下，说：“青天大老爷，请你开恩，监我五个月罢。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边又冷，我又找不到饭吃。”京官没有读过安那托尔·法朗士的作品，这段故事不用说完全是出于他的经验。他把它看得也很严重。他说：“在一个社会中的自由生活还不如在监狱里受刑，国家设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儿呢？”京官只是叹息，但也没有说出究竟该怎样的所以然来。

在京官寓里不知不觉地便住了三四个礼拜，京官给与我的印象虽然仍是一尊有点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对于我似乎暗暗地有几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仅时常爱批评他的兄弟，而且有时还要批评我的大哥。他说我的大哥是过于“大气磅礴”了。一抵京，向总统府报了到，便跑出去游历，一直没消息回来。总统府来召见过两次，都只好回说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机宜。他有时又劝我读他书房里所有的一部陆宣公的奏议集，他说将来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议实在令我发生不出趣味来，我也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将来还有使用“奏议”的必要。

是在第五个礼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盏洋灯光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读着在琉璃厂花了一块钱买来的《胡刊文选》，读着我所嗜好的魏晋人的诗。因为我不高兴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来之前，炉中我没有让人生火。房中的空气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静无声，突然在窗外的阶沿上发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的声音。那是屋檐口的冰柱积长了坠落了下来。百无缘故地眼泪在眼中涔涔了。把书掩着，立起身来步出书房门去，迎头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砖面上。中堂外的积雪放着皎洁的银辉。天空中的一钩上弦月报告着是旧历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诗样的兴趣悠然来了，折回书房去，顺手拉了一张信笺来，写出了几句即兴诗：

天寒苦晷短，读书未肯辍。

檐冰滴有声，中心转凄绝。

开门见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诗写好，返复地念了几遍，刚好把来叠在书里的时候，忽然有人把门帘打开，是京官走进书房来了。

——“我因为不高兴那煤气，弄得头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来约你去看电影的。我平常很忙，今晚才得了一点儿空。”

我当然是只有唯命是听的。

跟着京官由吹帚胡同走出大街，经了些转折，穿进了中华门内的宫墙。一片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议。皎洁的新月和几点明朗的疏星，就像是镶嵌在那儿的一样。毫无吝惜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石板面就的广漠而寂寞的宫廷上面，好像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过的一片大湖。我在中华门前留连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脑子，自己的一切，都像是澄澈了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