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张曼殊的画,日本味很浓厚,日本人所谓“茶味”。画得并不怎么好,不过,我是画不出来的。
把诗和译诗通读了一遍。联想到日本的一位薄命诗人——啄木。他们两个的身世、情感、笔调、地位,都相像。
曼殊,有的说他父亲也是日本人,有的说只是和郑成功一样,又想起了留在日本的自己的四儿一女。
九
××(陈诚)那边又派了人来请我们过去。
早饭是吃稀饭。××(陈诚)劝我们夜间走,说:如遇着轰炸,遭了损失,那关系未免太大。
但我们说,和××(薛岳)有约。于是在吃了早饭之后,××(陈诚)便命人为我们备了一部汽车。
汽车身上是已经涂了泥的,头上又蒙上好些竹枝,但竹枝是已经枯槁了。
杜君在上车之前,便要向汽车夫说出去向。话头刚说到一半,立刻被旁边的××(陈诚)阻止着了。
——你上车去说吧。××(陈诚)这样说。
地点是须得保密的,在上车之前便说出地点,如旁边有间谍,岂不糟糕?
然而那地点,却真有点像桃源一样,难于找寻。
昨晚,××(陈诚)只把桥的号数告诉了杜君,说在某号桥与某号桥之间,但没有说明是哪条公路,也没有说明是哪个地方。临行仓卒,杜君也忘记了向××(陈诚)问明,结果就为找那某号桥便找了半天。天是很晴朗的,在郊原里坐着汽车,跑来跑去地兜风,倒也满惬意。但如我们是带有重要消息的,岂不会误了戎机?
——今天真好,没有飞机。我对杜君说。
——中午飞机是不大出动的,因为地上反光。杜君在这儿发挥了他的军事知识。接着他又说:就有飞机,敌人也不会轰炸,因为敌人知道,要人们是不会在白天里奔驰的。我们也要算是出其不意。
好容易找到了,经了些有趣的曲折——这曲折可惜都不好明写出来——到了××(薛岳)住的地方。看见了×××(黄琪翔)、×××,据说×××已经在早晨回南京去了。
一〇
午饭是早已开过了的,司令部里又专为我们开了一餐午饭。
说了不少的话,照了不少的相,得了不少的消息。
有一个消息是最好的宣传资料,那是××(薛岳)告诉我的。
他说,我们的前线兵士从一位敌人的阵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未寄出的家信来,写得相当凄惨。那信里说,他们一登岸,便和我军接触,我军的勇敢善战是完全出乎他们意外。
他们的大队长阵亡了,中队长阵亡了,小队长也阵亡了两个。他本人是一位中队长,但不料到他自己的信写好还未寄出,连他自己也阵亡了。
——把这信给我,让我拿回上海去发表。
——等我叫人去清查一下吧。
清查一下的结果,据说已经寄往南京去了。
黄琪翔要到嘉定前线去指挥,在三点钟时分我们便同他一道出发。到了车辆处,司交通的人说已专备了一部汽车送我们回上海,但同时在那儿服务的童子军也有车要回上海,争着要把我们载去。我们觉得搭童子军的车更方便些,省得司令部的专车把我们送去又空车回来,徒作无谓的消耗,于是也就把专车谢绝了。
童子军的奥士丁车颇有童子军的风味,小巧而玲珑。司机的是战时服务团的副团长倪××君,据说今天是来战地检查团员的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位陈××君,异常殷勤。他说,他每天要到司令部去一次,以后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他随时可以做。
公路两旁受过轰炸的痕迹很多。飞机之投炸弹,要想准确,似乎很难。我跑过的公路已经不少,凡有被炸的地方都是在道旁田地里,炸到了公路本身的实在很少见。
北伐时我在南昌曾乘过飞机散传单,眼底分明是南昌市的一片瓦屋,然而传单投下去,被风一次,却都飞到赣江里或田地里去了。
炸弹虽比传单重,但公路却比南昌城窄,道旁的田地真是无辜受累。不过我觉得敌人也替我们的农民在施行方便。因为那些大炸坑将来是可以利用来作为粪坑的,省得好些老百姓去流汗挖土了。
童子军的陈君又谈到他们在路上每每遇着汉奸或别动队,他们每在晚上活动,有开枪射击的事情。
我卖弄了一下聪明,我说,做汉奸的拿了敌人的钱不必去做破坏的事情,岂不是可以吗?
陈君说,那是不行的。小汉奸一次所得的钱有限,吃完了为生活所迫,又不能不做二次。汉奸有汉奸头,就和包工头一样;据说,汉奸头拿了敌人一笔钱,敌人要给他注射一药针,限一星期后是要他的命的,如不再去打一次解毒针。因此汉奸拿钱都不大敢逃跑。
这打药针的话,听起来有点像神话。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这样的事情在医学书上不曾见过,论理也不会有。结局怕是敌人的欺骗而已。人民无智,敌人的毒针真是无孔不入的。我希望做汉奸头的人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
小巧的汽车跑得很快,毕竟又回到了上海。
1937年9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