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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前后19101911（第4页）

我们是要往望江楼的，然而我这一匹单人独马，却沿着濯锦江边在河的这一面奔跑，离隔河的江楼已经很远了。同路的人，当我的马把街道跑穿之后，在河对岸看明白了，便有两位掉转头来迎接我。在他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侧的田圃上不能动弹。马大约也很疲倦了，它也没有再朝远处走，只在近处吃草。

两个人把我扶着，我才勉强站了起来。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难移的程度。朋友们没法，只好去雇了一乘小轿，把我送到望江楼。他们两个人牵着三匹马跟在我的轿子背后。

在望江楼休息了好一会，自己的精神才渐渐恢复了。

大家在望江楼上吃酒。吃酒之间自然又是满口的国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骚不平。大家在痛骂学校的腐败、办事人的腐败、学界的腐败。在我们没有出过省的人自然又要说到自己对于京、沪、欧、美的憧憬。姓罗的同学痛快淋漓地演说起来了：

——“暖哟，四处的老鸦一般黑，你任随走到甚么地方去都是一样。欧美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到那边去的人学到一点正经学问的并没有多少。博士文凭各国都是可以用钱买的。像美国更有这种滑头的办法，只要你肯出钱，他可以给你一张甚么大学的博士或者硕士的文凭。然而这座甚么大学结果只是一种幽灵大学，它根本是没有的。中国人便拿着这种文凭回到中国来骗钱，骗官做。

——“哼，京沪的学校！几座奴才教育的教会学堂不用说了，甚么国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学那一种不是骗鬼的地方？你想，教员只是那样的资料，学校那里会有甚么出色的？学生是一些青年人，虚荣心很重，真正有志趣向学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几个。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教科书一切都要用原本。桌子上摆着一两本原文的教科书，便好像把清朝皇帝的江山都夺到了手的一样。你想，连《National　Reader》卷二的甚么‘Dear　me，　dear　me！I　am　a　little　bee’的儿歌都读不懂的人，那里就会懂得甚么《迈尔通史》，又是甚么麦铿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学生都像中了魔的一样，要夸读甚么原书。这样一来倒也好，学生乐得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教员也乐得遮丑。甚么，他给你一用原文来解释，天老爷明白，你晓得他讲的是那一个星球上的话？所以照我看来，还是像在本省本本分分地使用本国翻译的或著述的教科书，倒还多少有点好处。”

结论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清政府没有认真改革的诚意，所以满天下的办事人都不肯认真；更进一步便是要把中国弄好，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还有一种是李同学的虚无主义：

——“管他妈的，学校就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中国就灭亡也好，不灭亡也好，纵横老子是看不见的。我几时被人用砒霜毒死，谁个能保障？”

一面是兴奋，一面又是消沉，而结果呢，同样是年轻人的悲歌慷慨。不过我始终忘不了是那匹溜溜马的暴动。它使我坐凳都很艰难，回城的时候依然是用轿子。

五

然而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

旧的政治势力有总督部堂、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在这些旧式的官职之外表示着新时代的影响的，要算是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了。北门外的凤凰山已经创办了两师新军，总督衙门的旁边有西式建筑的督练公所，这些都是很鲜明的时代表现。

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们嘉定还卖过字的，后来不知怎样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约在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干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

场是“劝业场”。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条半西式的二层楼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业，然而开办的结果是一场都是洋货。刻薄的成都人当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评，便是“周孝怀劝洋业，发洋财”。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体的“劝业场”的“劝”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箧的犯人的工厂。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像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在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国剧场”。当时“改良川戏”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像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这办警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像“劝业场”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一样，多半是招来了一个滑稽的后果。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而这位“萧何”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疆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线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这个脚步好像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然而这项提议终竟招了失败，终竟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这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大约在这儿，就像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他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记了。他以他专家的资格，以他工程师的职责，做了一本为先修成渝铁路告四川父老意见书，这书我是读过的，是报纸十二开的书型，大概有一两百页的光景。他以去就力争，结果是他失败了。同时他就辞去了他的位置。像这样有人格、有主见的胡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在中国的土木工程界里便再没有看见过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还是有人格、有点骨鲠之气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终竟被埋没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像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他们是癸卯年最后一科的举人，特别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较有名，在民国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任北京反动政府的教育次长，也创办过戏剧学校，在《晨报》副刊上还做过些白话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较有才艺的时代儿，然而他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时代。

他们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四川，他们是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始终是不赞成剧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实现出欧美的立宪制度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和当时主张民族革命的一派“乱党”是成为对立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便是新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右翼。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得到新兴势力的拥护，而同时也得到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宽容，所以他们便得到了荣达的机会。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闱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裁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像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象。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像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像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雷孟、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出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我们饿着肚子还没有吃中饭呢！”

——“到底是请愿国会呢，还是看你们争风？”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本来是没有秩序的一个会场更加纷乱起来。在这时学生间惯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脚。

——“好，开会了，开会了！”

发起的人几个争着叫，不知道那一个是会长，不知道那一个是主席，结局依然把会场整顿不起来，连宣布开会都宣布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