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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正常死亡的一对叔侄，均出身于南北朝顶尖贵族家庭之中。

灵运

谢氏原为中朝衣冠，祖籍河南陈郡阳夏，南渡后，经晋、宋、齐、梁数朝的繁衍生息，以深厚的中原底蕴，悠久的华族背景，在秀山丽水的钟灵毓秀下，在景色风光的陶冶熏染中，成为才士迭出，秀俊相接，文章华韵，名士风流的大家族。刘禹锡的绝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南北朝两大豪门终结的一阕挽歌，但六朝古都的昨日辉煌，仍会从这首绝句中勾起许多想象。

在陈郡阳夏谢氏族谱上，谢灵运与谢朓，虽为叔侄，在诗歌的革命运动中，他俩更像是联袂而战的亲兄弟。倘无他俩犁庭扫穴的努力，筚路蓝缕，开创山水诗的新局面，中国诗歌在魏晋玄言诗的桎梏中，不知还要束手束脚多少年。谢氏门庭中走出来的这两位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朓的诗风，更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两谢死后，后继乏人，谢氏门庭也就结束了麈尾玄谈、雅道相继的文化传统。此后，石头城里，蒋山脚下，剩下的只有朱雀桥畔的绮丽往事，乌衣巷口的凄美回忆。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特别频仍的年代，南朝杀过去、北朝杀过来不算，自己在内部还杀个没完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凡一个社会，人们的生命处于危殆和恐怖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幸好，刘宋元嘉之治，在江东，有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年月。于是，谢灵运掀开文学史的新的一页。

魏晋时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常酩酊醉，做颓废状，讲求清高，崇尚无为，终日空谈，语必黄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

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异议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却从来不用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的办法来突出自己。他是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才华，凭自己灵感和想象，凭自己的辞章和文字，凭自己大量作品，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才蔚然成风，披靡诗坛的。

他曾经很夸张地鼓吹过，天下文章的才华，一共只有一石，曹植占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余下的一斗，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曹植独得十分之八，谢客这样说，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认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谦逊。他很狂，狂得让人讨厌，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画，称量起来，一斗之才，也还符合事实。

虽然在文学史上，并称“陶谢”，领一代**。但陶潜生前是不怎么出名的，死后经昭明太子的鼓吹，才渐渐红起来。而谢灵运活着的时候，就是举足轻重的诗坛领袖，是个非常有知名度的文人。某种程度上说，他在当时诗歌领域里，是位很前卫的先锋派，开山水诗的先声者。

“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成就不但具有改革一代诗风的始创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度。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晚至明代的陆时雍，在他的《诗镜总论》里还说：“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可见评价之高。

正因为这点才，谢敢十分的狂，和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只不过一点小聪明，因缘时会，写出一点小东西，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其实，不过是可怜的傻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凡有点真才华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的狂，狂得太厉害，狂得太过分，狂得太大发。狂得陷在了悖谬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

宋文帝

宋文帝刘义隆早就想干掉这个狂人，苦于找不到口实。正好，有人检举在广州的他，要起兵谋反，于是，下令弃市。

临刑那一天，他还来劲，提出一个绝对属于诗人意气的要求，希望将其胡须剪下来，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为塑维摩诘罗汉像时用。这位出身王谢世家的大诗人，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而谢家子弟，无不风流蕴藉，令姿秀群，谢客尤富阳刚之美，那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倍增丰采，令人心仪。

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且**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章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算不上文字狱，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兄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就地正法。

诗人的傲骨再硬，也是敌不过统治者的钢刀。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只好用一腔鲜血来写自己的挽歌了。这一年，为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仅49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谢灵运成年后，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渊源有自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称得上是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尤其他跟皇子刘义真的关系匪浅，算得上是铁哥儿们，这样他就成了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比起不得不向人家讨酒喝的陶渊明，他狂的资本可是多得多了。

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腐化，行为不检，扰民生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其实，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储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他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

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他不仅现在能左右局面，而且将来能决定局面，不是现在伸手就能得到东西，而是将来不用伸手也能得到东西。他不但做现货，还做期货，因为他把宝押在庐陵王这位好朋友身上。

谢灵运热衷于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场运作；喜欢搞政治，可又不谙朝中形势；习惯于人家来巴结他，可又不懂得强者第一的森林法则，因此，一个过于天真，甚至幼稚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将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诗人朋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其实是他的靠山，在宫廷中的地位下降，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喻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来到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迹，不但不顾旧恶，甚至征他为秘书监，并“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是这样看待文化人的，装点门面，可以；附庸风雅，可以；真派用场，真当骨干嫡系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的偃武修文，如何的尊儒重士，如何的太平气象外，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