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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谏武宗迎佛

正德十年（1515）七月，武宗为迎接乌斯藏活佛，专门派遣使节远赴藏地。此举给朝廷上下带来不小震动，众大臣纷纷劝谏皇帝暂停此举，然均未被采纳。当时，全国灾害频发，盗匪猖獗，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见此，王阳明于同年八月写就奏章，打算劝谏武宗切勿迎佛。然而，此举却未成行。唐朝的韩愈也曾上表劝诫皇帝，切勿为迎佛而劳民伤财。后世有人评价，王阳明之表文要胜过韩愈数倍。韩愈为宋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仅就史学意义而言，王阳明此文似略显平淡。在文中，王阳明效仿孟子劝诫齐宣王的手法，即在赞誉中巧妙地道出迎佛之举的弊端。该文章论点明确、文采出众，堪称议论文中的典范。

至于王阳明为何没有上疏，目前尚不知晓。他虽然写了草稿，却不特别重视。对此，东正堂做了如下分析：此篇文章作于王阳明四十四岁之时。当时虽已完稿，却终未上呈皇帝。后世之人认为，此文章多效仿孟子劝诫齐王之法。还有人称，此文胜韩愈之表文数倍。愚以为，王阳明之文论点明晰，可与孟子之文比肩，但终不及昌黎之文矣。然当时天下以正时弊者犹多，其迎佛之谏非为第一要务。故先生必于其间深思熟虑，稿虽已成犹未呈上。至嘉靖年间，贤愚之人皆议先生之行事，先生俱不以答。即便门下弟子相问，先生仍不发一言。盖先生经深思熟虑后终未上此疏，必有其深意。

据《明史·西域传》中的相关文献记载，武宗迎佛之事发生在正德十年。

当时，民间盛传乌斯藏乃通晓三世之高僧，被世人誉为活佛。武宗得知后想一睹圣僧尊容，于是命中官刘允乘马前去迎接圣僧。闻此，大臣梁储等人极力反对。然而，武宗一意孤行，派近侍前去赠幢幡。得知皇帝此举，朝野震惊。同时，武宗又准刘允携盐引（又称盐钞，为取盐之凭证）数万，马船近百艘前往，甚至还准许刘允随意处置钱财等物。

此举势必会扰乱市场秩序，助长携带私盐之行，于官于民皆无益处。当时，蜀中贼势稍平，百姓生活极为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各级官员只得增加税收。如此，势必又致贼势复发。礼部尚书毛纪、六科给事中邵锡、十三道御史熊兰共同上疏，劝谏皇帝切勿迎佛，然均未被采纳。

最终，刘允前去迎佛。赏赐之物有珠琲（五百珠为一琲）所制幢幡、黄金所制供具及御赐金印。此次迎佛前后达十年之久，花费巨大，国库黄金告罄。

启程之时，刘允携茶、盐数十万担，到达临清时，迎佛船队致使漕运阻塞。由于船队众多，河运不畅，船只首尾相连达二百余里。船队抵达成都后，每日需百石粮食、近百两银钱的蔬菜。就连驿馆也人满为患，附近数十家驿馆均被征用。进贡器具价值二十万两白银，是由工人连夜赶制完成的。

刘允一行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后，才率领十名将校、千名士兵启程，历经两个月终抵圣僧之地。

然而，活佛却因惧怕被挟持入明而拒绝相见。闻此，众将士怒不可遏，遂以武力相逼。番人于夜间偷袭兵营，抢夺财物，致使两名将校、数百名士兵殒命，伤者近半。刘允乘快马逃跑及时，幸得活命。

众人返回成都后，刘允叮嘱属下切勿谈及遇袭一事。此后，刘允上奏此行经过，得闻武宗驾崩。世宗即位后，召刘允还朝，并将其交于吏部治罪。有关此事，东正堂是这样叙述的：此次迎佛，恰逢宁王遭擒而未被正以典刑之时，佞臣江彬等人乘机蛊惑武宗，再度祸乱朝纲。王阳明见此，无法置身事外，随即决定上疏劝谏。然而，此时亦不同于韩愈写《谏佛骨表》之情形。王阳明未及上表而作罢，必是武宗突然驾崩所致。因此，不应指责王阳明是惧于君臣之礼而未上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一《奏疏·公移一》）

以下是王阳明所作《谏迎佛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全文：

臣自七月以来，切见道路流传之言，以为陛下遣使外夷，远迎佛教。群臣纷纷进谏，皆斥而不纳。臣始闻不信，既知其实，然独窃喜幸，以为此乃陛下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谏，虽亦出于忠爱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是乃为善之端，作圣之本，正当将顺扩充，溯流求原。而乃狃于世儒崇正之说，徒尔纷争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愚臣之见独异于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诚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恳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之盛可复矣。岂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请为陛下言其好佛之实。

陛下聪明圣知，昔者青宫（为太子时）固已播传四海，即位以来，偶值多故，未暇讲求五帝、三王神圣之道。虽或时御经筵，儒臣进说，不过日袭故事，就文敷衍。立谈之间，岂能遽有所开发？陛下听之，以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则亦有何可乐？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纵观于游心之乐。盖亦无所用其聪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于此。陛下聪明，岂固遂安于是，而不知此等皆无益有损之事也哉？驰逐困惫之余，夜气清明之际，固将厌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后又莫有以神圣之道为陛下言者，故遂远思西方佛氏之教，以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

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使诚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岂徒息精养气，保全性命？岂徒一身之乐？将天下万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苏息！故遂特降纶音，发币遣使，不惮数万里之遥，不爱数万金之费，不惜数万生灵之困毙，不厌数年往返之迟久，远迎学佛之徒。是盖陛下思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陛下试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岂不如此乎？然则圣知之开明，善端之萌蘖者，亦岂过为谀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诚至，则臣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陛下诚欲得其实而求其本，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此又非臣之苟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臣又请得而备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车马本致远之具，岂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

陛下若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死；虽不可以参赞化育，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就此二说，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陛下不信，则臣请比而论之。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臣请毋言其短，言其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