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了。部长、副部长、秘书长、总、一、二厅长都说了话,但只是报告了些筹备上的经过,倒也并没有什么“高论”。顺次轮到了我,陈诚便请我说话,我也就只好发言了。
“首先要告罪,”我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
我这样一说,弄得陈诚满脸通红。
“因此,”我继续着说,“我并不是以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来说话,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资格来说话。”
我在这样的冒头下边,承认我自己在精神上并没有作到接受这个任务的充分准备。
“宣传工作,”我继续着说,“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来说,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有不少的专家来参加,决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设我俩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
康泽、贺衷寒等人在面面相觑。
“因此,我以朋友的资格,”我又重说一遍,“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希望工作会有成效!”
我把话说完了。陈诚说都可以照着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
接着,会也就散了。
六 逃走
自己实在是不愉快,今天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在那儿耍手段呢?
当我们回汉口,坐在轮渡的舵房窗口的时候,我对着翰笙,把自己的意思说明了。我在当天晚上便要往长沙去,请他把开会的情形去告诉周公,希望也把我的意见向他说说。
他们今天既是召开部务会议,为什么不先向我们说明?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一点。既开部务会议,为什么又不请周公?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二点。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合作?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三点。
要我担任第三厅,我的要求是,至少应该争取到这样三个起码的条件:一、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二、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三、经费确定。今天,这三项一项都没有提到,没头没尾地便把我拉上台,这倒类似乎强奸了。
我担心去见了恩来,又会被朋友们挽留下来,便决意不去,只请翰笙一个人去。
翰笙也赞成了我的这些意见。他说:工作是要争取的,但绝对不能苟且。他相信,周公会同意我的意见。假使我去长沙,翰笙说,他自己也想回四川去省亲去了。
我们在日租界分了手,我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我立刻收拾着行李,十万火速地准备出发,就深怕有人要来捉拿我的一样,弄得立群和苏君都有点诧异了。
我只对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那我们虽然远隔了,但是,是后会有期的。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吧。
那时候,希夷已经上前线去了。同住在二十六号的虽然还有不少的人,但我向谁也没有告别,便各自走了。就只让立群和苏君两人送我。
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过了江,又到了徐家棚车站,时候也依然是黄昏。回忆自然是免不了的。从广州到达这儿,不知不觉地便过了一个月,时间真是过得好快!
我已经上了车,从窗口上望过去,看见月台的那一边,翰笙和李一氓跑来了。我还有点担心:他们是来挽留我的吧?怕要把我拉下车去。但我的靠着一鼓作气的逃跑,实际上已经有点回旋的余地了。我同立群的感情早已到了难于分离的程度,我这次一个人跑掉,看见她那沉默的态度,知道她心里是有些忧郁的。我不走,不也是可以的吗?心里同时也在这样问。
翰笙们跑拢来了。
“呵,好得很,我们还怕赶不上呢!我们是到过太和街的。”
他高兴着这样说,隔着车窗递了一个字条给我。那是周公写给我的:
“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当我把字条看完了的时候,翰笙又在窗外接着说:
“告诉你,我也很快就回四川去了。假使明天有船,就在明天。”
开车的哨子响了,大家都愉快地和我握手。立群也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但她却始终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