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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轰炸中来去（第3页）

吴××是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广东人，身体魁梧，年纪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时是旧十九路军的团长，在“一二八”的当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在闸北向日本军人放出第一发大炮。

旧十九路军云散后，他游历过欧洲，在前年，又重到日本，我是那时和他相识的，也和他的夫人见过几次面。他的夫人很爱他，他也很爱他的夫人。不久他们便回广东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吴刚好由庐山下来要回广州，在上海又曾经聚首过一次。那时他告诉我，说他很关心他的夫人，又说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分娩了。回广州后曾来一信，报告那第三次的分娩又是一个男孩。

相别不久，全面抗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没想出仅仅两个月的光景，他竟和他的夫人离了婚，跑上了华北的最前线去。

离婚，据真如说，是双方合意的。在他们的离婚席上，真如曾为他们作证人。二男一女是由他的夫人带去了。

吴夫人在当席说过这样的话：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承继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这，可不是一场悲壮剧吗？

吴××尽可以留在广州尽他的职守，然而他却上了华北的最前线，这心情是值得称赞的。

在夜色苍茫的园子中听到真如告诉我这段故事，我自己一面感觉兴奋，但一面也感觉会心的微笑……

——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

七

九时顷，已经换上寝衣，在室中写着日记的时候，邵力子来了。

邵老的态度较诸从前更显得有醇醇儒者之风。十几年不见，我觉得他比从前是要老些，胖些，但他却说我比从前更年轻了。有好些朋友在这样说，我自己倒有点不知其所以然。我想，大约也就由于这次抗战的缘故吧。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的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逝了的。

是的，我们整个的民族，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年轻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五年四月在广东的时候，那时广州的血花剧社在青年会表演我的《棠棣之花》，我们一道看戏。戏演完之后，我还是搭着你的汽车回广东大学的。你该还记得？

这往事我回溯了一遍，邵老也说他记得很清晰。

邵老问了我回国时的光景，又谈了些宣传工作的情形，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才起身作别。我送他下楼时，他看我穿的是寝衣，怕我着凉，向我关照了好几次。我觉得就好像见到了一位长兄。

南京第一夜的睡眠是很恬适的。

八

二十四号了。天色仍然是昏蒙的。一大清早便有好几位朋友来访，直到九点钟的时候才空闲了下来。我觉得仍然有到新民报馆去找田汉的必要，我到了南京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早迟免不得要见报，我也就用不着多所顾虑了。

新民报馆是四川同乡陈铭德经营的。铭德的夫人邓季惺是一位律师，去年春天到日本东京治病，我曾经照拂过她，因此认识了铭德。田汉是时常在《新民报》的副刊上写文章的，向铭德和季惺探问当然可以知道他的住处。

上新民报馆的二楼时，劈头碰着铭德。他惊异了，大叫着：哦哦哦，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见季惺在室底的南窗下和一位女客谈话，但她看见我进房，听见她丈夫大叫，她都没有动。

铭德连忙向她报告：季惺，你不认得了吗？郭先生来了！

季惺到这时候才惊喜着，跑到身边来，连忙说：骤看，简直认不出了，你比在日本看见的时候年轻得许多。

——因为你改了装，铭德解释着，——在日本的时候看见你穿的是和服，你现在穿西装，实在年轻得很多。

是的，这怕也是一种理由，不过在没有看过我的和服装束的人也同样说我年轻了，这理由又像有些不充分。

——师母呢？有信来吗？师弟、师妹们呢？好吗？季惺殷勤地问着，——我们实在关心，前几天田寿昌先生到上海去，我们特别拜托了他，要他定要来向你致意。

——寿昌已经到上海去了吗？

不用说我们是在路上错过了的。

接着问到了我的住处，他们定要我搬进他们的公馆里去，说旅馆太贵，吃食也不方便。

——你搬到我们那里去，一定搬，每天有四川菜好吃呢！铭德这样说着，自己又大笑起来。

——好的，我会搬，我会替你收拾，我帮你搬好了。季惺坚决地撇开我就要走。

我看他们太殷勤了，实在撇不过他们的厚意，于是也就答应搬，答应和季惺一道回到旅馆里去。

回到旅馆，叫听差的把账开来的时候，他说账房里已经有人关照过，凡是我的账都不要自己给。这，使我有点出乎意外，我一时想不出这关照者是谁。离开旅馆时，即问账房，账房也弄不清楚，据说是接头的人因事出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