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中文网

历史负资产 九世之仇终不忘（第1页）

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

乾隆八年（1743年）时，清廷设“阳城马周”科，以从翰林院诸官中挑取“直士”。乾隆此举，原本为博“善于纳谏”之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戆直闻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骏在答卷上提出：大清一统多年，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应知满洲才俊虽多，但比起汉人不过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且满汉各半，各省总督却无一汉人，这岂不是重满轻汉，难道我汉人就无一人堪任总督？

杭世骏说“满洲才俊不过汉人十之三四”，这话已属客气，实际情况恐怕还要更低。看了此卷，乾隆是驳无可驳，他气得当场把卷子扔在地上，用脚连跺，跺完又看，看完再跺。旁边侍郎观保为杭世骏说情：“杭世骏狂生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

但是，乾隆仍不肯放过，其以“见解悖谬，语中挟私”为由要求刑部治杭世骏的罪。刑部得旨后，初拟死罪，但满朝文武，无论满汉，都为杭世骏说情，说皇上既然下诏求言，如今怎能出尔反尔，引蛇出洞；若是杀了杭世骏，今后谁还敢说真话？自觉理亏的乾隆听后，只好将之免官，放归乡里。

杭世骏曾在博学鸿辞考试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争相延纳，但此次被贬出京，只有老友沈德潜一人前来相送。临行前，沈德潜送了杭世骏一首诗，其中两句叫：“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其大意是，宋国有个富人家的院墙被雨冲坏，儿子说得赶紧修好，不然会遭盗贼。邻家老翁也这么告诫他。后来果然被盗，这个富人一边夸自己儿子有先见之明，一边却把怀疑对象放在了邻家老翁身上（典出《韩非子》）；后一句则是说刚过门的新媳妇，初来咋到还没摸清婆家的深浅呢，却一入门就妄议婆家饭菜水平的高低。

沈德潜的意思是，这种犯忌的“满汉”话题，皇上自己说说倒也罢了；你一个新官，又是个汉人，不明就里，妄自评议，岂不像个新嫁娘，未免有些天真了！

故事到这还没完。却说杭世骏回到杭州，以教学及经商为生。多年后，乾隆南巡到杭州，曾为京官的杭世骏也去接驾。众人当中，乾隆一眼就认出了杭世骏，于是问他如今何以为生？杭说，“我现在靠卖卖破铜烂铁谋生”。乾隆听后，很是为杭的失意而感到开心，随后便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御赐给他。

在后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见到杭世骏，问他：“你脾气改了吗？”杭说：“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听后很不舒服，冷笑一声道：“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骏梗着脖子说，“臣尚要歌咏太平”。这回，轮到乾隆笑不出来了，因为他明知道杭世骏在故意冷讽他，但他又没抓到任何把柄。

以上之事，录于《杭大宗逸事状》中，作者龚自珍对此事又补了一笔：“癸已，纯皇帝南巡，大宗（杭世骏，字“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反舍，是夕卒。”龚自珍的记载或许辅证了乾隆确实说过“老而不死”的诅咒话语，不过说杭世骏当晚就死则是误记，因为杭世骏虽死于癸已年（1773年），但这一年乾隆并未南巡。

自命为“十全武功”，据传还是汉人血脉的乾隆一向把“满汉一体”挂在嘴边，但在清朝皇帝中，其对满汉界限的守卫堪称最严。如在文字狱“胡中藻案”中，名臣鄂尔泰的侄子、广西巡抚鄂昌在书信往来中与胡中藻称“年兄、年弟”，此称谓原本正常，因为鄂昌与胡中藻系同年进士。但乾隆看到书信证物后十分恼火，其厉声斥责鄂昌，说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兄道弟，真是不知羞耻！再如满洲钮钴禄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汉人文化而改用“郎”姓，乾隆得知后，狠狠奚落了他们一番，说他们忘了根本，不配为满洲人。（钮钴禄氏在满文中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其谐音。）

《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乾隆对满汉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引发的一种焦虑。但反过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这样一个异质民族的统治，何尝不是怨气满腹，甚至愤恨有加。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革命元老冯自由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动力”不在其他而在“种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之先声。太平天国距清末不过一个甲子的时间，但更早如康乾时期，天地会等会党即高举“反清复明”之旗帜，其中未尝不带有种族革命的色彩。

历史的轮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早期革命党很自然地接过了天地会及洪秀全等老前辈的旗帜。清末“反满排满”的口号漫天遍地，正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激愤地抨击满人“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完全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梁启超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下，无能腐败、保守颟顸的满人统治者既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也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不断沦丧中，清廷已日渐丧失了其合法性。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相比于“人类生来平等，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这些法国大革命中的信条及“民主、民权、自由、宪政”等高大上的口号，“反满”二字简单而充满**，民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感知，这种感性的口号最能起到宣传的效果。毕竟，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使认识几个字，也理解不了那些艰深的革命纲领与论著。要想让他们拥护革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说简单粗暴，但在大多数汉人中却是大行其道。

1907年，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立宪党人杨度将“排满革命”直指为“操术”：“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杨度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排满主义之所以在清末沸沸扬扬，直冲云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种“无理由的宗教”。革命者简单而决绝的态度，更是这种宣传的最佳效果。用旅美史家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逻辑上说，革命党只要把近代所受的种种屈辱与罪恶全推到满人的头上，这样既缩小了打击面，又减少了汉人的罪责感；既团结了自己，又打击了对手，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排满主义的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对清王朝的合法性不予承认。在革命党看来，中国是汉人的中国，满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排满革命就是要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去。1904年，孙中山曾撰文列举了清廷“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其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如此逻辑下，章太炎搞起了“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邹容则公然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为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革命党人把黄帝推了出来，主张“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陈天华则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地歌颂黄帝为“始祖公公”，希望借此唤醒汉人的历史认同。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之蒙古族的支脉。对于满人入关前的文化落后性，革命党人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诸如“满奴”、“建虏”、“夷虏”、“贱胡”、“犬羊贱种”、“通古斯人”等辱骂性称谓张口即来，以尽可能贬低并将之刻画为反动、落后、丑恶的形象。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清朝入关之初的民族压迫与杀戮力揭深挖、大肆渲染。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等。八旗入关后，曾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其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剧性的屠戮事件，这对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另外，清初推行“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等歧视性、侵夺性的政策，也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其中尤以征服性质的“薙发”政策为甚。

1645年6月，清廷向全国发布“薙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薙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在一些州郡的檄文中，“薙发”政策更被归纳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留长发是汉人的传统习俗（将长发拢起扎成髻或藏在帽子里，如明治维新前日本人之大髻），哪怕是结成辫子那也仅仅是发式的变化，但汉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是“薙发”（而不是留长辫）。

所谓“薙发”，即按满人习俗将前额头发全部剃去（成了半个光头，据说是为了骑马时不至于头发扎眼）。这与儒家圣人所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构成了严重冲突（同时也带来了经常剃发的成本）。清廷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政策引发了各地汉人的反薙发斗争，其中以嘉定、江阴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些反抗虽然都被清军残酷镇压，但仇恨的种子却在民众及其后人心中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