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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被坑 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第1页）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1887年光绪亲政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其福晋的先后去世，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戊戌年变法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固然是保守势力作祟，但直接触发点却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策划的“围园之计”。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那场政变的场景：八月初六日，也就是光绪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次日，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其设竹杖于座前，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随后，慈禧太后疾声厉色地呵斥光绪，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其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威吓之下，光绪吓得魂飞齿震，不知所对，好半晌才挤出两个字：“知道。”慈禧太后怒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而据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一书中的记载，慈禧太后当时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

曾为清廷史官的恽毓鼎也在后来的《崇陵传信录》中称，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我养育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在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处死之后，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由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康、梁等维新党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民国后参与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是否真有“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变色道：“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康有为说的“荣、袁”，即荣禄与袁世凯。正因为后者的告密而引发了一场流血的政变，清廷上谕很可能以此为根据。不过，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底稿，其中对“围园密谋”只字不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入民国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却又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不过，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却隐约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戊戌年八月初三，在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后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密谋，但其中有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之语。

当天晚上，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人前来探慰，康有为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记载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描述有明显不同，即康有为所记明确为在北京搞政变，而梁启超却称要趁光绪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

之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又称，在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当晚，梁启超在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也于凌晨进城，与梁启超一起等候消息。之后，因“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启超之说有故意转移视线的嫌疑，如果真要等到九月份在天津发动政变，何以康、梁诸人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之急切？

谭嗣同被捕后，其在狱中墙上题写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诗中说的张俭与杜根，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大丈夫。据《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末期张俭任山阳东部督邮时，曾严劾宦官侯览及其为非作歹的家人，为民间所敬仰，其后因党锢之祸而被迫逃亡。“望门投止”说的是张俭在逃亡时，人们敬重他的人品而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甚至“郡县为之残破”。杜根是东汉安帝时期的郎中，性格耿直。当时安帝年幼，由邓太后摄政，外戚专权。安帝成年后，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邓太后大怒之下，令人将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行的官员怜惜杜根是忠臣，于是有意手下留情，将他打晕之后扔出城外。事后，邓太后还不放心，又派人去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这才侥幸逃脱。15年后，邓太后死，杜根这才复出并官拜侍御史。

谭嗣同的绝命诗用典准确，读起来雄浑悲壮，豪迈激扬。但可惜的是，原文其实是这样：“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两个版本的前两句大意相同，但后两句透出一个明显的细节差异是，原诗是“手掷欧刀仰天笑”，改作之后却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性质完全两样。

据台湾历史学者黄彰健的考证，这改诗的不是别人，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所幸的是，谭嗣同的绝命诗为当时狱吏所录，后来交给了参与此狱的刑部主事唐烜（戊戌六君子之一、御史杨深秀的同年）之手，原诗才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原诗的流传范围及其影响力当然远远比不上梁启超所改之诗，否则也无须学者考证了。（晚清史学者孔祥吉则认为，梁启超虽然对谭嗣同题壁诗有所润色，但大体可信，仅修改数字而已。）

那么，梁启超篡改谭诗的目的，是否如同他所撰的《戊戌政变记》一样，为了掩盖一些见不得人的历史真相呢？这个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在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后，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将“围园杀后”传闻指为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其在文中称：“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唯此之？故。”

更有意思的是，在递送此书之前，梁启超特地交代老师康有为，其中称：“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梁启超之举，目的就是要与老师统一口径，以避免当年的密谋外泄，于己方不利。

20世纪80年代，杨天石先生在日本发现一本写于戊戌年后不久的《诡谋直纪》，作者为当年参与变法的维新党人毕永年。之后，这本小册子立刻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不乏汤学均、房德邻、孔祥吉等名家的参与。在《诡谋直纪》中，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围园”的执行人。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而后，又有人告诉他，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作为另一个辅证，当时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华四十五年记》中称：“（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借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后来，溥仪的洋帝师庄士敦也曾说，1901年斯坦利·史密斯出版的《中国内幕》中也曾提及“围园杀后”一说，不过庄士敦本人对此却将信将疑。

再说毕永年，其在得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的消息后，知事机已泄，随即远遁避祸。在流亡日本期间，毕永年与康、梁等人发生矛盾，由此才有了这本揭露性的《诡谋直纪》。尽管各史家对这份史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但因为它与袁世凯所写的《戊戌日记》有颇多印证之处，因而这本《诡谋直纪》虽然有不少失实之处，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为“伪作”。

如果说清廷上谕是“欲加之罪”、袁世凯《戊戌日记》可以因人废言的话，那么，结合毕永年《诡谋直纪》、康有为《自编年谱》及诸多时人笔记似乎可以推定，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

近年，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认为，戊戌政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绪的权力，过程相对和缓；但在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政变立刻走向流血化。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学界的共识。

如果“密谋说”与“阶段说”成立的话，历史学界外的两种大众观点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政变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后果），二是慈禧太后发动流血政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假如回到历史的现场，在当时这样一个号称“以仁孝治天下”的时代（即康有为所称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维新变法由“围园杀后”密谋而遭受失败，那康梁等人的急切与毛糙或许也有可罪之处。